朱明哲：司法如何參與氣候治理——比較法視角下的觀察

 

早期的氣候變化訴訟案中，主要主張是大型建設項目環(huán)境影響評價未考慮項目的氣候變化影響。最近十年間，出現(xiàn)了大量新類型的訴訟，以國家為被告、要求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在最早的案件中，法院把氣候變化闡述為一種環(huán)境問題，試圖在既有的環(huán)境法框架內治理。此類訴訟多發(fā)生在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原告要求大型項目許可審批過程中的環(huán)境影響評價考慮氣候變化。其中較新的案例包括“希思羅機場案”。原告認為希思羅機場為了提高運力而計劃修建的第三條跑道將會顯著增加國際航班的數(shù)量并造成更多的溫室氣體排放，所以政府不應該批準該項目。雖然上訴法院支持了原告的主張，但英國最高法院最終認為政府已經在《巴黎協(xié)定》的目標內制定了更嚴格的氣候政策，并且在項目環(huán)評中充分考慮了環(huán)境影響。“氣候作為一種環(huán)境問題”的高光時刻莫過于美國的“馬薩諸塞州訴聯(lián)邦環(huán)保署案”，原告主張聯(lián)邦環(huán)境署必須把溫室氣體納入空氣污染立法的規(guī)制框架。該案突破了此前針對項目個案一事一議的路徑，利用政府規(guī)制的力量尋求對氣候問題的更廣泛解決方案。

 

把國家對氣候變化承諾的履行放在基本權利的框架內審查在近年中逐漸成為一個明顯的趨勢。在巴基斯坦，拉合爾（Lahore）高等法院認為政府耽于應對氣候變化造成了人權的侵犯。可見，氣候變化訴訟的“權利轉向”在發(fā)展中國家的出現(xiàn)并不晚于發(fā)達國家。哥倫比亞的最高法院在一個案件中進一步討論了代際正義與團結、私人機構在氣候變化中的責任、人類對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依賴，并最后作出判決承認亞馬孫盆地的法律人格。發(fā)展中國家的法院往往把在當?shù)剌^為邊緣的氣候變化問題與更廣泛的憲法權利、環(huán)境保護、土地使用、災害預防、自然資源保護和倫理問題相連。

 

這一潮流的特點是把應對氣候變化闡釋為一種國家的法律義務，要求國家采取更積極的氣候政策。此時的代表性案件是2019年底作出終審判決的“Urgenda案”，該案是首個通過司法機關使國家為減排承諾負責的案件。原告主張荷蘭政府因為氣候變化應對不力而未能盡到《荷蘭民法典》中規(guī)定的注意義務，從而導致了對《歐洲人權公約》第2條和第8條所保護權利的侵犯。法院認為，《歐洲人權公約》對荷蘭政府有直接的約束力，而政府未能實現(xiàn)其減排目標構成了對公約義務的違反，并判決政府必須在2020年底以前把碳排放降低至1990年排放量的75%以下。受到“Urgenda案”判決的啟發(fā)，歐洲其他一些國家的法院也相繼在最近兩年內為國家設定了明確的減排目標。如在2021年3月裁決的“《氣候保護法》部分違憲案”中，德國憲法法院認為保護生態(tài)責任在不同世代之間分配應該符合比例，而不能導致后代必須付出徹底禁欲的代價，并因此判決德國《氣候保護法》部分違憲，要求立法機關于2022年底前進一步規(guī)定2030年以前的減排目標。

 

從全球氣候治理的現(xiàn)狀來看，政策推動型司法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各國在國際會議上宣布一個又一個雄心勃勃的減排目標，然后再毫不在意地違背承諾。正是這種目標與現(xiàn)實之間的巨大差距，使得確定國家減排目標的法律約束力成了中心議題之一。法官也紛紛在訴訟中評估國家是否完成其所承諾的減排目標，并通過創(chuàng)造性解釋法律，讓減排目標具備法律拘束力。法國行政法院在2021年的兩個判例為人們提供了管中窺豹的機會。其中，由海邊的大桑特市政府提起的行政訴訟被認為是法國氣候變化訴訟的第一案。大桑特市就法國中央政府拒絕采取更有效的應對措施向法國最高行政法院起訴。法國最高行政法院不但確認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耽于應對氣候變化時可以起訴中央政府，而且確認法國政府的減排目標對于政府本身具有法律約束力，而法國政府并未完成其減排計劃。在另一個案件中，巴黎行政法院根據(jù)《法國民法典》生態(tài)損害責任的相關規(guī)定，裁定法國政府應該對氣候變化造成的生態(tài)破壞承擔責任，因為它未能完全實現(xiàn)其設定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om